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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駐阿富汗多次目擊無人機失準誤殺平民 甚至錯轟娃娃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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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後的死神無人機最多可掛載八枚地獄火飛彈 |
大部分的操作由遠在美國本土的機組人員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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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海爾表示,所以向媒體洩漏軍情,是因為親眼見證了美國無人機獵殺行動的輕率、荒謬與草菅人命,自己不僅無法確定「到底有多少無辜平民因我的專業而枉然慘死」,寧可坐牢也要成為美軍無人機行動的「吹哨人」。 海爾當庭表示,2012年派駐阿富汗期間,他曾多次目擊無人機「失準的獵殺任務」,除了根本難以判斷殺傷對象之外,還有數次行動轟錯了娃娃車,無差別殺死阿富汗女童一家。這些平民殺傷故事,在軍方紀錄裡都是無法辨識、也不會追究的附加傷害;但這些無辜人命算不算是被自己的專業殺死?自己以為的愛國任務到底是為了甚麼目的?卻讓海爾陷入了嚴重的自我焦慮。 結束阿富汗派駐返國之後,海爾也在2013年無意間與反戰人權團體有所接觸,並因此與一批葉門平民受害者遺族有過交流。透過真人證詞的互動,海爾才駭然發現自己的「專業工作」竟可能是無差別殺傷婦孺的殘酷幫兇, 「那個葉門男子在我眼前哭嚎,他說他的兩個至親家人都被美軍的無人機轟殺。美方誤以為他們都是蓋達組織的恐怖份子,但實際上他們一直很積極救助於地方貧苦、甚至一直在勸說被蓋達招募的鄉親子弟『棄甲從良』。」海爾如此表示:「我認為殺人是錯誤的,特別是無差別殺害那些手無寸鐵的平民更是錯中之錯——我認為我的吹哨舉動是必要的,因為政府灌輸給我們的宣傳『無人機戰爭守護了我們的國家安全』根本是謊言...美國人的生命,並沒有比那些枉死平民來得更加尊貴。」 海爾認為,美國軍方與情報單位對於無人機的殺戮正義根本毫不在意。除了阿富汗的枉殺經歷讓他極為痛苦外,就算到了本土的NGA,同事之間下班吃飯,也常常會一起「放送無人機轟炸獵殺的行動畫面」,作為彼此交流切磋的聊天話題——但這種「工作日常」卻讓海爾極為痛苦,最終才促使他向媒體揭密,試圖以「真相的自我獻祭」來阻止這種不義戰爭的繼續。 然而起訴海爾的美國聯邦司法部與判他有罪的聯邦法官奧格雷迪,卻都不認為海爾的「間諜行為」,符合他自稱的「良心犯」定義——奧格雷迪法官認為:雖然海爾的痛苦掙扎其有所因,但他洩漏給《The Intercept》機密資料,卻不完全都與無人機獵殺有關,「把不直接相關的國安機密公諸於世,根本無關於公義,更像是被告自己的救世主幻想而已。」 法院認為,海爾在NGA任職期間,就時常違背資安準則與忠誠誓言,將機密資料帶離工作場域並非法拷貝。而這些外流情報與複製資料中,有不少內容是與國安風險的判斷指引有關,像是他外洩的高風險監控人士評斷指標表,後來就被ISIS引用為「臥底滲透教戰指引」,但這些行動除了傷害美國國安保護網之外,「對於修正無人機行動準則、激起公眾政策辯論,究竟又有甚麼用處?」 判決認為,海爾雖然自述了非常多的行動動機,但無論是在NGA還是空軍服役期間,他都沒有透過「合法管道」作出指控陳情。如果他對於無人機行動存在著自我道德感無法負荷的壓力,那他大可以申請調職或提前退伍,「沒有任何合法理由,能認可他這種故意臥底洩密的間諜犯罪行為。」 不過儘管奧格雷迪認為海爾觸犯間諜罪有罪,但在最終判刑裡,原本檢方對海爾求處的9年有期徒刑,最終只被判處3年9個月。對於海爾洩密動機的正當性,在法庭內外也還留有不小爭議空間。 包括同樣被控告的《The Intercept》與諸多美國人權團體都認為:雖然法庭認為海爾外洩的情報不完全與無人機有關,但各種流出資訊的拼湊,卻仍留下了許多駭人的問題未解——像是美國無法有效監管並究責相關無人機單位在海外的「無效濫殺」;外流的各種監控準則與無人機獵殺評估指標中,也都出現了針對穆斯林族群、甚至是「只要是戰區內成年結伴開車男性...都是疑似恐怖份子的高風險敵意目標可獵殺」等草菅人命的敘述,「這些訊息應該都足以證明:海爾洩密事件就是一個經典的『軍中吹哨者』案例。」 海爾的間諜罪有罪,也是美國自歐巴馬時代以來的一連串國安爭議之一。在他之前,最著名的軍中洩密案,即為把美國陸軍的機密情報——包括美軍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在伊拉克「故意轟殺」路透社記者的機艙影片——洩密轉交給Wikileaks的美軍上等兵曼寧(Chelsea Manning)。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曼寧與Wikileaks的戰爭洩密,還是後來震驚國際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與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稜鏡計畫」洩密案,都與著名記者葛林華德(Glenn Greenwald)相關。而葛林華德又是《The Intercept》的共同創辦者之一,一直到2020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葛林華德因堅信拜登弊案爭議資訊並不斷上《Fox News》發表爭議指控,而與斯卡西爾等老戰友鬧翻,才難堪地與《The Intercept》切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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