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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日火爆熒屏的諜戰大劇《風箏》，主線就是代號「風箏」的鄭耀先奉命打入軍統，隱蔽身份潛伏數十年，為中共秘密戰線奮鬥了一輩子。觀眾最感興趣的就是歷史上到底有沒有「風箏」的原型？
完全對得上號的沒有，但相似經歷的倒還真有。
程一鳴，1907年出生，廣東中山人。1924年到上海打工，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作為工人骨幹參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也就是在這段時期，他認識了工人武裝起義的領導人周恩來、趙世炎、顧順章。
「四·一二」政變後，程一鳴遭到國民黨的追捕，因此1927年8月黨組織將他送到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也叫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同學中就有鄧小平、楊尚昆、蔣經國等人。據說，程一鳴在蘇聯期間還曾接受過克格勃的特別培訓。1930年，秋程一鳴從蘇聯回國，任中共上海五金機器工會黨委書記。
改變程一鳴命運的是1931年4月中共「特科」領導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因此在白區的地下黨組織以及「特科」都遭到很大破壞，特別是由「特科」部署打入國民黨內部的人員也全部暴露，有的被迫撤離有的被捕遇害，地下黨苦心經營多年的情報網都被清除。因此當時領導地下工作和對敵情報的周恩來迫切需要重建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網。
於是就在顧順章叛變一個月後的1931年5月，程一鳴和原來的黨組織失去了一切聯繫，從後來的情況來看，這顯然就是程一鳴接受周恩來的秘密指令，開始轉而成為滲透打入國民黨內部的臥底－－《風箏》劇中，鄭耀先也是在1932年受中央蘇區保衛局的秘密指派打入軍統，非常吻合－－毫無疑問，程一鳴就是周恩來親自安排親自放出的「風箏」。
《風箏》中的鄭耀先和程一鳴一樣30年代就奉命打入國民黨內部
半年後，程一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吳景中就來拉他改換門庭，投奔國民黨。吳景中早年也是中共黨員，大革命失敗後投入國民黨陣營，此時加入了軍統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抗戰勝利後任軍統天津站站長－－沒錯，就是另一部諜戰劇《潛伏》裡吳站長吳敬中的原型。大革命時期到蘇聯學習在國共決裂後脫離共產黨，投靠國民黨的並不在少數，所以程一鳴的經歷並不會太受懷疑。不久，表示願意加入國民黨的程一鳴就受到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幹事張沖（中統重要的骨幹成員）的約談，還領到了自新證，這就算是完全「洗白」了。
另一部著名諜戰劇《潛伏》中的軍統天津站吳站長原型就是吳景中
程一鳴隨後又通過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鄧文儀（黃埔軍校一期，時任蔣介石的侍從秘書）的舉薦，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調查科軍事股少校股員，這個南昌行營調查科就是國民黨的情報單位，科長就是鄧文儀，不久就被並入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程一鳴由此進入了軍統系統，先後擔任過軍統華南股和華東股的股長。抗戰全面爆發後程一鳴奉戴笠的命令潛入上海，擔任復興社上海區書記，負責對日情報和鋤奸工作。
1938年9月，復興社特務處擴編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這就是鼎鼎有名的軍統。不久為了培訓特工人員以適應擴編後的需要，軍統在湖南臨澧開辦特訓班，臨澧特訓班被譽為軍統的「黃埔軍校」，是軍統規模和影響都最大的特訓班，為軍統培養了大批骨幹。臨澧特訓班由戴笠兼任主任，余樂醒、喬家才任副主任，程一鳴擔任上校教官。後來程一鳴還擔任過多個軍統特訓班的教官或總教官，因此在軍統內部積蓄了眾多的人脈資源。
1939年11月，程一鳴被關進了軍統的貴州息烽監獄，後來又轉到重慶白公館繼續關押，直到1940年4月才被釋放。程一鳴這次被關押的原因極有可能是被懷疑中共的臥底而受到軍統內部審查－－《風箏》劇中，鄭耀先也受到軍統的懷疑和審查－－最終他順利通過審查，因此獲釋後更加受到戴笠的重用，隨即擔任蘭州特訓班的主任教官，不久又升任軍統西北區區長兼第八戰區司令部督查室少將主任，軍統人員的軍銜都比較低，少將就是高層了，連戴笠也不過是中將局長。
1945年7月調任軍統最重要的部門行動處少將處長，抗戰勝利調任軍統上海辦事處副處長兼行動組長，公開身份是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少將處長。軍統上海辦事處處長是由戴笠親自兼任，是軍統負責接收上海的責任單位，權勢極盛。程一鳴擔任這個職務，說明他極受戴笠的信任和器重。
1946年3月，戴笠因座機墜毀而喪生，由鄭介民繼任軍統局長。程一鳴和鄭介民是廣東同鄉，又是留蘇同學，絕對是鄭介民廣東幫的親信，完全可能憑借鄭介民的關係在軍統更上一層樓。但隨著軍統內部的權力傾軋，鄭介民的局長寶座不久就被戴笠同鄉毛人鳳搶去，程一鳴也隨之被排擠出軍統的核心中樞，調任交通部粵漢鐵路管理局警務處長，1948年程一鳴乾脆辭職到了香港－－《風箏》劇中，鄭耀先面對軍統中統的聯合排擠也是三十六計走為上。
戴笠死後接任軍統局長的鄭介民和程一鳴關係密切
進入1949年，面對國民黨在戰場上的一敗塗地，蔣介石對由軍統局改組的保密局以及毛人鳳的工作很是不滿，就在1949年1月把程一鳴召到奉化溪口，要他負責對保密局進行全面整頓。但程一鳴深知毛人鳳在保密局內部的勢力盤根錯節，自己很難插手，所以並沒有接受蔣介石的這一安排，而是又回到了香港。
1949年3月，薛岳出任廣東省主席，程一鳴受薛岳的邀請出山擔任廣東省保安司令部視導室主任；8月，改任廣州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前夕，程一鳴逃到香港。1951年11月，鄭介民擔任台灣「國防部」次長兼大陸工作處處長，再度啟用程一鳴為大陸工作處領導下的反共救國軍第十六路司令。1953年，「國防部」大陸工作處撤銷，鄭介民調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組主任，專門負責對大陸的情報和派遣特務，程一鳴調任「中二組」澳門派遣組組長。1955年3月，保密局改為情報局後，程一鳴又擔任情報局澳門站少將站長。
在這段時間裡，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萬隆會議，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秘密取道緬甸仰光飛赴雅加達；而代表團部分工作人員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專機起飛5小時後在空中爆炸，機上11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全部遇難。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後中方向香港提供了台灣情報局特務相關的詳細線索，導致情報局在香港的情報網受到沉重打擊。1963年台灣情報局計劃在劉少奇訪問柬埔寨時實施暗殺，結果也被中方全面掌握而徹底失敗。
一般都認為在這兩件事情上，作為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的程一鳴肯定是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因為如此，他也受到了國民黨方面的懷疑，這也是他在1963年12月起義回歸大陸的重要原因。
1963年12月13日，根據新華社的報道，程一鳴攜帶電台一部、密碼一批、文件一批、無聲手槍五支、各式手槍四支、子彈二百一十四發、手榴彈四個、鐘錶式定時引信七個、電器鐘錶引信十三個、磁性水雷一個、炸藥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殺用的毒針兩支從澳門來到廣州。雖然程一鳴此舉被宣佈為「起義」，他之後也一直享受起義將領的待遇，但確切說應該是「歸隊」。因為後來周恩來在接見他時就曾批評他在廣州解放前夕，沒能設法阻止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活動，尤其是對廣州海珠大橋的破壞。
這樣的批評對於一個起義將領來說，顯然不太合適，但對於一個歸隊的「風箏」就太正常不過了。
當然程一鳴「歸隊」後的待遇要比《風箏》裡的鄭耀先要好多了，他先後擔任了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職，並當選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常委和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7月由公安部下轄的群眾出版社出版《程一鳴回憶錄》，但因為內容特殊和敏感而只能「內部發行」。1986年6月去世，他的追悼會是由廣東省政協和廣東省國家安全廳聯合舉辦，由政協主辦合情合理，而廣東省國家安全廳也一起參與，從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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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鳴（右）回大陸後和廣東省公安廳主管情報的副廳長郭曼果（左）。
戴笠死後接任軍統局長的鄭介民（見圖）和程一鳴關係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