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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貿易戰 樓繼偉：美國曾威脅日本奏效 但對中國無效

樓繼偉。

一名男子騎車經過上海的集裝箱。

（綜合報導）中國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27日說，在解決貿易糾紛中，美國曾威脅日本並且奏效了，但對中國卻不可能有效。
樓繼偉是在中美圓桌對話會上發表這樣的言論的。
樓繼偉說，中美兩國都面臨著國內難題，應該主要靠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同時，由於所處的國際地位不同，中美對外部世界觀察的角度會不同，採取的政策也會不同，但都應當承擔起積極的外部責任。特朗普總統最近的幾項聲明表明，美國政府通過對外部世界的觀察，認為有三個問題對美國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額貿易赤字使美國失去大量的就業機會；二是現有的WTO規則對美國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國佔據全球高科技領先地位，其他國家從美國的技術貿易獲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國認為這三個不公平主要來自於中國，或者中國在其中得益最多。

樓繼偉認為，第一，美國貿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是美國的政策選擇。美國現政府的立場或者說特朗普總統的立場是有問題的。他引用特裡芬悖論說，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國家面臨的兩難困境：要保持儲備貨幣國家的地位，要求經濟必須堅固穩定，但同時國家必須保持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用資本輸入來平衡國際收支，否則它的貨幣就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和金融避險貨幣。但是，這種地位反過來又會侵蝕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這就形成了悖論。

目前佔據這樣地位的國家是唯一的，這自然就帶來一些優勢，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儲蓄和高的貿易赤字，相當於美國人民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說，美元作為全球公共產品，使美國人民得到了好處；第二個優勢是適度的財政赤字是可以持續的，相當於美國政府通過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資源。

沒有其他國家有美國這樣的優勢地位，但是沒有免費的午餐，有優勢就要承擔責任。根據特裡芬悖論，這種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嚴重到影響美國經濟的堅固性和穩定性，將對自身和全球經濟造成災難。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從上世紀90年代的約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為負。美國聯邦債務率從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過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華爾街的高水平創新，最終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美國政府應當認識到，美國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權，沒有其他國家有這種優勢，但是這種特權不能濫用。去年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又降到了3.6%，聯邦債務率超過100%，在我看來又處於過度透支的狀態，但是特朗普總統不這麼看。他所稱的8000億美元的美國貿易赤字都是別國造成的嗎？實際是美國過低的居民儲蓄率和過高的聯邦債務率造成的。

第二，擁抱和推動全球化是美國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貿易體系，加強金融深化，美元的國際結算、支付、交易和儲備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美國才可能更多地獲得全球發鈔國的優勢。包括WTO在內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對美國是有利的。WTO規則被特朗普總統認為不公平，要認識到這個規則是國際廣泛共識的結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試圖單方面強行修改，只會受到大多數成員國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已經優先了。比如WTO規則中的知識產權條文，即TRIPS，實際是源自美國301條款，只不過是為照顧發展中國家利益，在共識基礎上，WTO做一定修改後的版本。這實際反映美國已經佔據了優先地位。如果還要尋求額外優先，想「贏者通吃」是不現實的。我還可以舉個例子，提示美國的全球責任。剛才提到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頓政府執政的後期，當時財政盈餘達到2370億美元，占GDP的2.5%。這種情形下，美債的發行規模就不足以滿足全球儲備資產和風險對沖資產的需求。為此，美國在自身融資需求之外，額外發行了一筆1000億美元的債務並支付利息。這就是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在履行全球責任。

我再講講中國方面怎麼看。第一，在貿易和開放領域，中國的入世承諾是高水平的，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經全面履行了承諾並且超越承諾，擴大了開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諾。中國加入WTO時最高的約束稅率是65%，遠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比如美國的最高約束稅率是300%，韓國800%，日本260%。入世後2002年中國第一次履行降稅義務，平均關稅水平就從15.3%降為12%。中國入世承諾農業補貼水平不超過本國農業產值的8.5%，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為10%。中國承諾開放100個服務貿易部門，現在開放水平遠遠超過承諾，已接近發達國家，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達到120個。到2010年，關稅減讓義務履行完畢，關稅總水平從15.3%降到了9.8%。在貿易體制方面，中國政府對30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則清理了9萬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規範和可預見的貿易體制。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即不徵稅的加工貿易占比大。從2017年進口結構看，一般貿易進口占比59.1%，加工貿易占23.4%，其餘為對低收入國家免稅的進口以及免稅設備進口等。進口徵稅主要針對一般貿易，如果按照關稅收入對進口總額的比值計算，實際徵稅率為2.4%，已經接近或低於部分發達國家。中美貿易更為特別，加工貿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貿易順差占總貿易順差的比例達59%，表明對美國的實際徵稅率更低。因此，在貿易和服務方面，中國並沒有過度的保護。

第二，美國最近掀起的貿易戰，當然我認為是打前哨的，是虛張聲勢還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現在已經開始。

首先，理論上美國現政府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巨額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儲蓄率過低和財政赤字過大，在濫用發鈔國的特權。同時，又借此將國內視線引向國際，是民粹主義炒作。

其次，美國應當擁抱全球化，包括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國際議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當然也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這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中國也面臨同樣的難題。比較優勢的轉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業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流失，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們正在通過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和政策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貨物貿易順差占比只有3%左右。這個比重在過去五年大致穩定，而同期消費貢獻率已從54.9%上升到58.8%，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從45.3%上升到51.6%，說明中國經濟更多依靠內需，而且在依靠內需中減少了對投資的依賴。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中國現在就這麼在做。

最後，美國應當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講道理。如果動輒訴諸貿易戰或使用大棒，對中國是無效的，而且也是無禮的。一方面要求中國更為市場化，一方面又用計劃經濟下達指標的方式，要求中國壓減對美1000億美元順差。中國已經越來越淡化增長數量指標，比如GDP的增長率過去是計劃增長的，後來改成預期，並且預期的語氣越來越弱，從要求增長預期7%以上，然後改為6.5%和7%之間，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調整為預期6.5%左右，轉而更強調失業率指標，降低失業率，擴大就業。要求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卻又給我們下計劃指標，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下達計劃指標了！美國還用了一個所謂的「鏡像關稅」，這也不符合常識。舉的例子是中國對汽車進口收了25%的稅，而美國的稅率非常低，應該如同鏡子兩邊一模一樣才對，這是完全不顧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關稅水平已經低於巴西等同等發展中國家，甚至低於韓國，韓國可不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如果搞鏡像稅，可以同德國、日本去鏡像，不要同中國。這個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說，美國有些做法確實沒有道理。中國人的看法，對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溫良恭儉讓。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孫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國逼迫中國違反入世承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只能以牙還牙。



知識產權問題與特裡芬悖論無關，對雙方最重要，可以坐下來談，以消除誤解，達成共識。美國方面認為中國政府干預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限制了美國企業談判權利等。我理解美國方面的想法。對技術轉移的問題，中國方面是這麼認為，美國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聯合盟友封鎖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方面，美國包括西方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上獲取利潤，一方面不轉移技術，甚至中美合資企業中的技術也要從美國的母公司去購買，不斷地付費，知識產權不斷地付費是不公平的。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這些。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美國用國內法高於國際規則而直接干預別國，是不公平的。這是中國的一方面看法。

另一方面看法，保護知識產權是中國內在的需求，否則我們就無法建立信用社會並取得技術進步。這方面中國的進步是巨大的，美國人也觀察得到，但為什麼不說？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的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了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提高到10萬到500萬，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於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機構改革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取得的明顯進展，但也仍有一些難題沒有解決。比如知識產權法院專業性不足，有地方保護傾向等，美國的301調查報告也講到這個問題。對此我是很清楚的，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知識產權案件由於有跨區域性合同，屬於統一市場的事務，都是由聯邦或中央管轄，在中國是雙管。最高法院管規則，具體執行的知識產權法院作為中級法院，卻屬於地方管理，可能會有地方保護。這是一個國家治理體制上的問題。為什麼搞成這樣？也是因為我們沒有經驗，還在探索，我認為應該走得再快一點。我在財長任內曾經推動解決了一些問題，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關係上都更為公平，特別是在中國方面還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我們可以雙贏，但是要有意願。

回到我們的主題，「中美經貿關係：夥伴、對手還是敵手？」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總理時，作為習主席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特別代表，我作為財長協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開玩笑：「中美關係就像是夫妻，經常吵吵鬧鬧但日子還得一起過」。我覺得比喻的很恰當。中國還有一句老話，「開門教子，閉門教妻」。如果夫妻敞開門來打架，是沒有教養的表現。美國可能認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認為我美國可以再找一個。但是我想提醒美國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對手和夥伴。

我作為經濟學家，又曾經是政府官員，與美國政府方面溝通很多，中美還是應該通過協商解決問題。我們是非常尊重美國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鑒美國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有優越感，但美國人的優點是，你只要給他把道理講清楚了，你比他還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脅，不能要求中國立刻消除1000億美元順差。美國曾經這樣威脅過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對中國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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