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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報導）高勇爬上樓梯走出北京亮馬橋站的時候，覺得自己的情緒正高漲起來。這群示威者—大多都是年輕人—並不是在要求自己的政府擔負什麼責任，相反地，他們團結起來是為了支持中國的外交政策。
這種自以為正義的憤怒，是天安門事件的遺緒之一；1989年後，共產黨藉由民族主義情懷鞏固其搖搖欲墜的統治正當性。此後，在政府當局默許下，中國出現的大型街頭示威都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包括2005年的反日本示威活動。
這場反日示威活動是高勇參加的第一場遊行。有人告知他要等待20分鐘，他們在日本大使館前面稍作停留，先對著使館大吼大叫一陣，然後再繞回大街另一邊，形成一個小型且受到嚴加控管的怒火迴圈。
整個國家安全機構的生態系統都動員起來，難怪有人會質疑幕後有個最終掌控者。直升機在頭頂上嗡嗡作響，每隔15英尺就有一名身穿淺藍色夏季制服的警察駐守，街道兩旁站著數百名社區志工。
「勿忘國恥」這四個字，正是共產黨在天安門事件後，將其政權正當化的核心伎倆。六四之後，鄧小平做下結論，他認為共產黨最大的失敗是缺乏思想教育。這席話揭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序幕。
在鄧小平的講話之後，教科書被重寫，改變了觀看過去與現在的方式。階級鬥爭已經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百年來受外國欺凌與半殖民化的受害者形象，唯有依靠共產黨方能從中解脫。
高勇對過去的看法有著衝突，這顯示黨把歷史的焦點集中在某些特定片段，刻意遺忘其他部分。提到1989年的鎮壓事件時，他很快地指出，「到現在我也沒什麼印象。把自己生活過好了，把錢掙到手就行了。你老往回看，那還有啥意思啊？」
然而，黨的愛國教育策略要能確實執行，就必須回頭引用歷史，而且必須嚴加控管引用的方式。歷史上某些時期應該要被忘記—尤其是那些由於錯誤的內部政策造成的創傷，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六四。
但是，如果痛苦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這類事件的記憶則應該被保留下來，以確保中國公民一直懷著感恩之心，感謝共產黨領導人將他們從過去的劫掠中解救出來。
2012年習近平登上國家主席寶座後，中國新一屆領導委員會的首次亮相就選擇參觀「復興之路」，這趟朝聖之旅具有象徵意義。一行7人嚴肅地站定位拍照，每個人從頭到腳都穿得一身黑，像是在參加喪禮一般。
同時，習近平發表了他意識形態的核心思想，他宣布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習近平的「中國夢」標誌著一個轉折點：共產黨對政治或社會議題的關注，已經轉向到民族主義。
中國夢的定義曖昧含糊，內涵包羅萬象—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軍事實力以及打造整體國家復興—但它的核心其實就是民族主義。
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被證實是一個分水嶺。開幕式的內容是中國4項歷史性發明：紙、火藥、印刷術、指南針，以及中國重新崛起為世界強國。
表演者將近1萬4000名，其中有近2/3的人來自解放軍或者準軍事部隊，應證了歐威爾的名言：認真舉辦的體育活動是「一場不開槍的戰爭」。
如今，愛國主義的教育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不僅竄改歷史書籍和大眾娛樂的內容，也改變了國內的旅遊業；紅色旅遊強調革命者為建設今日中國遭受各種苦難，藉此培養人民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
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中，對歷史一直保持正面的態度，在關於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僅用了一張照片和三行文字就描述完畢，關於六四的歷史也是用類似隱晦的方式處理。
但對那些曾經歷過黨的群眾運動的人來說，刻意留白顯得相當刺眼。一位遊客評論：「展覽幾乎沒有關於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黑暗的血淚史。在建設完復興之路後，這個國家需要正視自己的歷史，避免重蹈覆轍。」
這類評論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叢日雲的擔憂不謀而合。2005年，他到耶魯大學做一年訪問學者，在那裡目睹了中國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產生出乎意料的後果。
他發現對新到的中國學生來說，讓他們看見既有歷史的其他觀點，並不會讓這些學生變得更開放；反而會進一步加強他們既有的信仰。
學生們通常會認為美國教授根本不懂中國歷史，甚至認為美國教育在兜售錯誤資訊，是西方主導的陰謀之一，目的是要阻止中國崛起。
這種盲目的民族主義行為的根源為何？叢日雲歸咎於中國要求教育和思想一致性的考試制度。大學入學考試決定每個高中生的未來，考試制度確保教師和學生的思想純潔性和政治正確性，學生必須堅守所謂的正確答案，才能有未來可言。
叢日雲也擔心，藉由灌輸仇恨來建構民族認同會對心理產生負面影響。「現在我們說西方帝國主義，他們如何侵略我們的，他們有多壞、多野蠻、多不講理」，他擔心這些潛在的訊息，會促進市民階層對西方本能性地不信任，進而對上層的決策者施壓。
最讓他擔心的是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出「新一代的紅衛兵和義和團」。叢日雲認為，「首先，他們很無知，滿腦子偏見。其次，這種仇恨教育把他們變得暴力。第三，他們仇外，不光是仇視外國人，同樣也仇視國內的叛徒」。
「中國人對國恥的記憶是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關鍵」，學者汪錚認為，網路放大了年輕民族主義者的批評聲浪，如今已經成為了影響外交決策的因素之一。
汪錚指出，「中國政府發現它變成了自己愛國教育運動的受害者。它的選擇非常有限。讓步變成了弱點，甚至是一種新恥辱，所以強硬是它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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