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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位遭美取消 香港走勢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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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教授。 |
美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會產生影響嗎? |
美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每年在300美元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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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國讓香港賣到美國的商品關稅有提升,對於香港經濟本身沒有太多的影響。香港本身製造業非常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特別關稅區這個地位,香港一旦失去的話,對本地香港經濟的影響非常有限。 2.上週五美國政策決策主要帶來的影響,是把香港更進一步地當成了中國的另一個城市。 3. 香港的價值不一定是它自己的GDP規模多大,而是在法治,在金融交易,也包括一些科技產品的進出口,香港一直在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4. 不要覺得香港一有問題,那肯定就是經濟方面,只要經濟上面給一些好處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很多的香港人更希望要的是,給他們更多的自在自由選擇的空間。 5.也許大灣區規劃能夠更重點的關注到年輕人的訴求,他們創業發財致富的訴求的話,那麼改變香港的社會結構,改變草根上升通道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綜合報導)最近國際關係相當緊張。上週五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其中包括要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還有旅遊限制等等。美國在香港的公司有1000多家,特朗普也要求這些公司撤回。剛過去的週末也看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物業也在放盤中。那麼此舉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香港將會何去何從?知名經濟學家、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教授談了看法。
美國對港出口比香港出口到美國多300億美元
陳志武說:美取消港特殊地位對香港的直接影響比較少,但間接的有一些。美國政府現在是想把香港的特別關稅的地位給取消掉。但是就關稅本身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對於中國內地經濟的影響應該不是很大。因為比如說去年2019年香港跟美國的貿易逆差大概是300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向香港出口的商品,比香港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多300億美元左右,所以美國讓香港賣到美國的商品關稅即使有提升,對於香港經濟本身沒有太多的影響。香港本身製造業非常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特別關稅區這個地位,香港一旦失去的話,對本地香港經濟的影響非常有限。但是這次美國政府的政策調整最後落實的話,當然有很多細節現在還不是非常的明白,因為一些制裁或者說美國對香港政策的調整需要在今後很多個月很長時間裡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推行一些細節。所以即使最後細節推出來的話,對香港對中國的影響更多的是長久的間接影響。
美國政策調整後,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還是香港的商界政界甚至於學界,都會把他們今後對待香港,看待香港的方方面面,都會有些調整。這些調整對於商界的投資、商業計劃、商業規劃等等一些行為,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換句話說,上週五美國政策決策主要帶來的影響,是把香港更進一步地當成了中國的另一個城市,不是中國「一國兩制」之下的一個特別的地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次美國政府的政策加快了,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城市的變化的步驟。
香港一直在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那麼香港的地位會不會被內地的諸如上海、深圳取代呢? 陳志武說:自從1949年以來,香港對中國發揮的作用,不管是在金融方面還是在其他方面,很多的功能角色,要被深圳、上海甚至被澳門取而代之,我覺得是有難度,挑戰非常大的。現在香港的經濟規模比深圳要小一點,香港有幾百萬人口,深圳常駐人口在兩千多萬,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深圳的人口是香港的三倍左右,那當然香港的經濟體要比深圳小一些。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們看待香港的作用,不能只是根據香港的經濟規模來看,因為道理很簡單,香港的價值不一定是它自己的GDP規模多大,而是在法治,在金融交易,也包括一些科技產品的進出口,香港一直在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簡單說的話,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比如說我們都很知道,中國的體制跟美國和歐洲的體制是非常不一樣的。為什麼過去四十年,儘管中國和發達國家的體制有那麼大的根本性的差別,但是照樣也沒有妨礙中國在過去四十年,非常快的速度對外開放,經濟快速發展。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在所有其他的國家看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它不僅是一個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而且法治也是最中立。這樣一來的話,香港一直起到了關鍵的緩衝地帶的作用,這樣的話讓發達國家商界的人、政界的人、其他的群體,都不會直接的跟中國內地打交道,而是可以通過香港中介也好,緩衝地帶,在法治方面還是在其他的方面,都可以讓外面的投資者、外面的商人、外面的企業,通過和香港的企業打交道,都能夠接受和中間接做投資、做生意這樣一些安排。
像最近幾個月,在香港明顯的不管是私人銀行,投資理財業,還有其他一些,他們簽合約的時候,原來的時候契約裡面協議裡面說的很清楚,如果交易兩方今後發生糾紛的話,他們可以在香港的法院去做訴訟,找到保護自己的權益的司法的解決方案。但是現在隨著特別是外國商界、外國企業對於香港今後的法治中立性越來越擔心,最近幾個月開始出現他們簽協議的時候,不管是投資協議還是理財協議,還是一些商貿協議,就開始選擇在瑞士、在新加坡選擇這些地方,做為他們協議如果發生糾紛的話,就到新加坡或者是瑞士,到其他的國家解決他們的糾紛,而不再選擇通過香港。
因為比如說像2018年全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1200億美元,但是2018年1200億美元其中有70%都是經過香港。換句話說一旦「一國兩制」在目前美國政策還有其他的一些變化,「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的話,香港在方方面面發揮的,在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緩衝、橋樑、中介作用就會越來越難繼續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今後對中國吸收外資,中國跟其他的國家進行商業貿易還有其他的經濟往來的時候,到底該怎麼辦?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一旦沒有了香港這個緩衝地帶,中國直接跟發達國家打交道的話,這種體制的不協調性,或者體制的衝突會更加展現在人們面前。目前的話,這種體制不是那麼大的問題,就是因為有香港的緩衝作用。
保留「一國兩制」是最最上策
現在港幣和美元還是聯繫匯率。怎麼樣才能保住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陳志武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中國內地也進行一些改革,這樣一來的話,中國很快的全方位的實現建立法治國家這樣一個目標,如果能做到那一點的話,不管是香港上海還是深圳,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地位就可以比較全面實現。但是我們知道中國國家這麼大,歷史那麼悠久,要改變不是一夜半天就能夠實現的。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保留「一國兩制」是所有選擇裡面,最最上策。因為繼續保留香港的法治,繼續讓香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去存在下去,運作下去,這對於整個全中國、大中華哪個社會都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當然我知道這麼講起來也是很抽像的。具體一點講比如說,我知道過去一年有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就是圍繞著香港的司法體系,其中包括有一些官方的電視台媒體介紹的,說香港的終審法院,總共有22位法官,其中有4位大法官是常任,有18位非常任大法官。18位非常任都是外籍的外國人,有美國的有英國的有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甚至於法國德國的都有。以前的報道裡就說,那香港的終審法院22位大法官其中有18位都是外國人,這怎麼可以呢?當然有一個細節在以前的報道中被忽視掉了,因為那18位外籍大法官不同時參與審理任何一個案件,而是在一個具體案件裡面,有5位大法官組成來審理,其中5位裡面有4位是常任大法官,就是香港本地人,只有第五位是在其餘的18位非常任大法官裡選一位來參與。我知道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來講,可能覺得這是很難以接受的,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司法體系裡面怎麼可以有這麼多外國大法官參與審理等等,所以很多人覺得這個必須要改變。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的話正因為每一個具體終審案件裡面,有一位大法官是外籍人士,所以儘管這一位大法官不一定真正對最後的判決有那麼大的影響,但是由此帶來的效果,就使得其他國家商界的人士,甚至於政界的人士,更能夠相信香港的司法體繫在審案的時候,不管是按照國際慣例也好,還是按照一般的常識,還有其他的做人處事的規則,這些東西都可以發揮應該有的作用。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上,很多外籍人士包括國外的企業投資者,更相信香港的司法體系。
其實從很多的中國人會覺得香港怎麼會有這麼多外國人,但是恰恰因為香港這個地方有那麼多外國人也很喜歡住在這十幾年二十幾年,甚至於更長時間一直在這邊生活,這樣一來的話就使得香港作為一個在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橋樑作用,緩衝地帶等等,就更能夠有基礎。換句話說這種緩衝地帶,橋樑作用不是靠抽像和想像做到的,而是要有很多具體的人。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香港的審計公司裡面、律師行裡面,更不用說投行,甚至於香港的貿易公司裡面,都有很多外國員工。包括香港大學裡面不管是教授學生,來自於世界不同國家的人都不少的,正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各行各業裡面既有中國人,又有不少的外國人,所以讓香港能夠起到上海深圳北京珠海等等沒有哪個地方可以起到的作用,可以在香港可以做到的。
我們要看到香港之所以在過去四十年,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那麼大,背後是有很多具體的原因。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非常擔心,美國上周宣佈的取消香港特別關稅地位等等這些政策出來以後,具體產生的經濟影響是不是很大。直接的經濟影響是不是很大這是一個方面,更大的方面是會有很多的人重新審視他們怎麼樣看待香港。外國人繼續想留在香港生活,留在香港工作,這些都會帶來影響。所以最終如果太多的人重新看待香港以後,即使中央想要改變對於香港的政策,到那個時候可能就已經太晚了。因為到那個時候香港成為另外一個中國的城市,可能已經是一個現實,那個時候再要調整政策,吸引一些外國人,甚至是外國大法官過來都可能會比較難。
香港人更希望的是更多的選擇空間
在中國的版圖上有這樣一個「一國兩制「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這個地位是很可貴的。如果失去「一國兩制」金融中心地位的話,一些國際的專業人才,他們會不選擇在香港就業生活了,還有資金的外流,這對於國家來說影響可能都是很大的。那麼中央政府應該在經濟政策上,如何協助香港,一起來守護「一國兩制」的香港呢?
陳志武:其實我覺得從中央的角度看,要改變以前的一些做法。以前每次香港有什麼問題,首先想到的,甚至只能夠想到的就是給香港一些經濟上的支持,給香港一些經濟上的好處。但是回過頭來想想,從九十年代1997年以後到現在,一系列的所謂對香港的經濟優惠政策,都只是幫助了香港非常成功的有錢的企業財團,對香港社會的老百姓直接的幫助甚至間接的幫助都不是太多。因為道理很簡單,香港以前這麼多年,都不存在就業的問題。大家可能不知道,香港每年現在都有幾十萬從菲律賓、印尼、孟加拉還有其他的國家,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請過來的,不管是做菲傭還是其他的私人司機等等,幾十萬人都來自其他的國家。
我們可能想到香港如果說香港每年讓幾十萬其他國家的人,都到這裡來工作的話,香港本身單純就業的問題一直都沒有。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央經濟救助的政策到底幫了誰?比如說像最近幾年,一直在討論比較多的,香港、澳門、廣東、珠三角、大灣區計劃,如果我們去看一些數據,看一些細節,一些大灣區緊急項目到最後確確實實對於香港有錢人到內地做投資,到內地賺更多的錢,已經和以前的香港人來說確確實實有一些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的香港老百姓來說,這些幫助跟他們沒太多關係。
所以我覺得,首先要改變的一個思路,不要覺得香港一有問題,那肯定就是經濟方面,只要經濟上面給一些好處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而是回到更根本的就是,據我的瞭解,很多的香港人更希望要的是,給他們更多的自在自由選擇的空間,而不是什麼東西都受到更多的管制。所以留給香港人更多選擇的空間,保留他們既往的,就像鄧小平說的「馬照跑舞照跳」。意思就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至少有五十年香港人的生活不會受影響,他們以前怎麼生活的,以前喜歡什麼今後繼續可以做,他們以前喜歡怎麼樣生活的,今後繼續可以那樣子生活。如果能做到那一點的話,即使沒有直接的經濟上的來自中央的這些幫助,香港不存在就業的問題,所以這個社會在七百萬人口左右的情況下,可以生活得蠻好的,而且同時也可以起到繼續對於中華民族復興的更宏偉的目標,香港可以發揮過去四十年一直發揮的橋樑作用和緩衝作用。
關注年輕人訴求 改變草根上升通道
一個城市的未來取決於年輕人,年輕人看到前景,這個城市才會有活力,香港年輕人發展融入大灣區是不是一個選擇呢?
對於這個問題,陳志武說:有一些具體的想法我覺得還是蠻好的,關鍵的一點就給予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上升的空間,因為就像我在一些文章裡面也談到了,香港過去這些年,確確實實社會流動性太差了。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家出生,草根背景的年輕人的話,那你可能上升幾乎沒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國內和美國很不一樣的。如果在草根出身、還是貴族富二代出身,不管你是什麼背景出身的,照樣可以有非常可觀的上升概率。上升的通道對於他們也開放的話,肯定是對於香港社會長久的穩定和繁榮會非常重要。所以也許大灣區規劃能夠更重點的關注到年輕人的訴求,他們創業發財致富的訴求的話,那麼改變香港的社會結構,改變草根上升通道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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