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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黨的武器 為無限期執政鋪路

去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討論了香港問題。

「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優先於個人權利，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端洪寫道，他曾在中國政府駐港辦公室擔任顧問。

支持香港新《國家安全法》的中國知識分子田飛龍在北京。

習近平強硬政策背後的智囊團 強力為港國安法辯護


（香港報導）田飛龍第一次來到香港時，要求自由選舉的呼聲不斷高漲，他說，這個社會似乎體現了他在北京讀研究生時所學習的自由政治理念，令他感到同情。

然後，當2014年這些呼籲升級為香港各地的抗議活動時，他開始日益贊同中國的警告：自由可能會走得太過火，威脅國家統一。他成了示威活動的強烈批評者，六年後，當中國對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實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時，他成了這項法案的堅定捍衛者。

田飛龍和許多中國學者一樣，開始反對曾在中國大學裡流行的西方思想，轉而宣揚在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領導下興起的自豪的威權世界觀。這群中國知識分子是黨的擁護者，甚至成為官方顧問，打磨並捍衛黨的強硬政策，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國安法。

「我原來弱的時候，我全是接受你的規則。我現在強了，並且我有了自信之後，我為什麼不能表達我的規則，我的價值觀，我的看法？」37歲的田飛龍在接受採訪時解釋了中國的這種普遍觀點。2014年，作為訪問學者的田飛龍在香港目睹了騷亂，他說，當時他「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香港還是中國的香港，」他說。「還得中共去收拾爛攤子。」

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培養了大批學者來捍衛自己的議程，而這些威權主義思想家的突出特點是，他們毫不掩飾地鼓吹一黨專政和堅定自信的主權，並且轉而反對他們當中許多人曾經接受的自由主義思想。

在這個意識型態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增強中國的力量。他們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危險的、手伸得太遠的爛攤子，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後更是如此。他們反對用憲法束縛共產黨的控制，認為受西方啟發的法治思想是危險的海市蜃樓，可能會阻礙黨的發展。

他們認為中國必須恢復世界強國的地位，甚至成為取代美國的新型良性帝國。他們稱讚習近平是一位歷史性的領導人，領導中國經歷一場重大變革。

這些學者有時被稱為「國家主義者」，他們當中不少人研究對港政策，那裡是中國統治下親民主人士長期反抗北京的唯一頑固飛地。他們的提議已被納入中國日益強硬的路線，包括迅速遏制了抗議和政治辯論的安全法。

「我們忽視這些聲音是有風險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歷史學家齊慕實(Timothy Cheek)說，他幫助運營了翻譯中國思想家作品的網站Reading the China Dream（解讀中國夢），他說，「他們表達了一系列可能比自由思想更有影響力的中國政治思想。」

除了鄭重其事地引用習近平的講話，這些學者還借鑒了力主實施嚴政的中國古代思想家，以及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西方批評者。傳統馬克思主義很少被引用；他們是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革命的支持者。

香港中文大學法學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說，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論文中對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表示贊同，這位德國法學理論家為1930年代的右翼領導人和新興的納粹政權在危機時刻行使極端行政權力提供了理論依據。

「他們提供了理由和正當性，」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學教授傅華伶在談到中國新的威權學者時說。「在某種程度上，卡爾·施密特正在這裡大行其道。」

10年前的中國在思想上更多元，當時田飛龍在一向較為自由的北京大學讀研究生。審查比較寬鬆，大學允許在課堂上謹慎地討論自由主義思想。

包括田飛龍的論文導師張千帆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香港堅實的司法獨立性可以激勵中國大陸採取類似的舉措。「我也是由自由主義學者培養出來的，」田飛龍說。

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這些理念已經急劇退縮。他開始推動對普世人權、三權分立和其他自由主義觀念的質疑。

持不同意見的學者會在由共產黨控制的新聞媒體上受到中傷，可能導致職業前途的毀滅。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譴責習近平領導下的黨所走的方向，許於7月被拘留並在此前被解僱。

教育當局出重金讓親黨學者研究如何在香港推行安全法等課題。由於官方收緊限制，曾經支持過不那麼正統的中國學者的中外基金會都縮減了規模。

促使中國威權主義思想重新抬頭的不僅僅是恐懼和職業回報。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蹩腳應對，都強化了中國的觀點——自由民主正在衰落，而中國則蒸蒸日上，完全違背了一黨制必將瓦解的預言。

「中國其實也在走著其實美國曾經走過的路，抓住機會，外線發展，創造一個新世界，」田飛龍說。「甚至產生一種熱望，再過30年我們要超過西方。」

中國的威權主義學者提出了徹底同化少數民族的政策。他們為習近平廢除主席任期限制辯護，為他無限期執政開闢了道路。他們認為，中國的「法治」與黨的領導是分不開的。近來在北京對香港抗議活動的鎮壓中，他們成為知識分子鬥士。

「對他們來說，法律成為了一種武器，但法律是服從於政治的，」巴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中國中央集權思想家崛起的魏簡(Sebastian Veg)說。「我們在中國看到了這種情況，而現在在我看來，這一趨勢也來到了香港。」對香港來說，這些學者為北京採取更多中央控制的做法提供了依據。

自1997年回歸中國後，在界定香港半自治地位的法律框架下，這一地區的許多人以為在未來幾十年裡，香港基本可以為自己的事務做主。許多人相信，香港的立法者和領導人會負責制定國家安全法，這是該框架的要求。

但習近平政府進行了反擊，要求發揮更多的影響力。了解習近平的目的和香港法律的威權主義學者就將這些要求提煉成詳盡的法律論據。

多位北京的法學教授曾為中國政府駐港辦公室擔任顧問，包括北京大學的強世功和陳端洪。他們都拒絕接受採訪。

「我認為他們不見得就是黨的路線的制定者，但他們正在幫忙塑造它，找到聰明的辦法，用語言和法律表達黨正在努力做的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穆秋瑞說。「這都是通過立法實現的，所以他們的想法很重要。」

強世功被普遍認為參與起草了一份2014年的中國政府文件，該文件稱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駁斥了中國不應干涉的觀點。他後來表示，界定香港地位的框架是在1980年代制定的，當時中國還很弱小，受外國自由思潮的左右。

「他們把香港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將西方世界當作整個世界，」強世功最近在談到香港抗議者時表示。「中國崛起並沒有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吸引香港社會對中央的信任。」

在2014年抗議者佔領香港街道之後，他和其他學者強調中國有權在香港進行國家安全立法，反對將立法權留給踟躕不定的香港當局的觀點。「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憲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北京大學學者陳端洪在2018年寫道，他引用了德國威權主義法學家施密特的理論，證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陳端洪寫道，領導人可以將平時的憲法律規範暫置一旁，「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根據2018年一份北京大學的報告顯示，在中共公開宣布制定安全法計劃的一年前，陳端洪就向黨的決策者提交了一份關於為香港引入安全法的內部研究報告。

自從中國立法機構在6月底通過安全法以來，他、田飛龍和其他在同一陣線的中國學者在許多文章、訪談和新聞發布會中都積極為該法辯護。田飛龍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下一步將面對的是不斷惡化的中美關係。「包括我們學者，我們也要選邊站隊，對吧？」他說。「對不起，現在目標不是西化，現在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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