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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10月16日，備受關注的民國五大日記之一的《胡適留學日記》以1.3915億元成交，創下了「最貴日記」的世界紀錄。
10月20日，胡適孫子胡復通過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邵東方投書澎湃新聞，稱其對包括這份手稿在內的胡適遺產擁有繼承權，「對任何以非法手段取得先祖父胡適先生之手稿及相關文物，並予販賣拍賣之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敬請查察。」
上海市廣庭律師事務所蔣鼎元律師告訴記者，胡復所主張的似乎不是著作權問題，而是繼承權問題。胡復先生主張繼承這份手稿，首先應要證明手稿在法律上屬於胡適的遺產（胡適或其他與胡復間可以形成繼承關係者的遺產），而胡復先生又系該等財產的繼承人。
記者聯繫到拍賣方華藝國際相關公關工作人員，表示已經將情況上報，正式答覆仍需要經過內部流程。
百年手稿重現天日，上海藏家從香港購得
1910年，19歲的胡適獲得庚子賠款第二期資助，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農科留學，後又於1915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1917年回國任教。在美國的7年留學期間，胡適後期一系列思想和主張逐漸在此時形成，並寫下了記錄它們的50多萬字的日記和札記。
這些日記和札記，於1939年4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當時書名定位《藏暉堂札記》（以下簡稱亞東版），共17卷4大冊。
1947年1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出了此書的校訂本，胡適親自將書名改定為《胡適留學日記》（簡稱商務版）。1959年3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又三版了《胡適留學日記》。
此後，大陸和台灣儘管多次重印《胡適留學日記》，然而所依據的版本，不超過以上三種，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海內外胡適研究界並不知道手稿仍然存世。
2013年9月，滬上收藏家梁勤峰偶然間從香港友人處得知，有些胡適的手稿在港，問他有沒有興趣看下。看到手稿，「說實話，我當時腦子裡一片空白，醒過神來的第一個反應是胡適老先生竟將這麼大一個功德送給我了，我無論如何要為他做點什麼。」梁勤峰後來回憶道。隨後梁勤峰將手稿授權給上海人民出版社，並於2015年8月影印出版。
對於胡適孫子胡復的聲明，梁勤峰拒絕了記者的採訪。
時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的王興康告訴記者，當時影印出版這套手稿，因為已經進入「公版」，所以不存在著作權的問題。「而且我們從梁先生處獲得授權，他提供了相關所有權的證明，所以不存在法律問題。我們只是本著學術價值，造福學術研究的初衷，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自然而然要出版的。」
胡適留學日記手稿時隔百年後重現天日，真實再現了「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七年間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和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胡適語），對胡適研究和中國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稱其為「新世紀以來胡適史料發掘方面最重大和最了不起的發現」。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適研究會會長歐陽哲生認為，以最為原始的形態呈現日記的原貌，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具有極高的文物、文獻價值。
如此具有重大意義的手稿是如何流落江湖的？目前看來，似乎很難說清。
胡復在聲明中稱：「以1948年底中國局勢紊亂，先祖父匆促離開，殘留於其間各處之手稿，尤以留學時期日記手稿最稱珍貴。據本人瞭解，先祖父將之送交商務印書館，據以重行排版；爾後，竟意外不知其蹤。推想或為有心之士所盜取，庋藏多年，而今始再重見天日。」
其中，胡適將手稿送交商務印書館重印，似為一大關節。然而商務印書館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總編輯、館史專家張稷調閱館史，未發現有關手稿的記錄。「樣書記錄顯示《胡適留學日記》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後又兩次再版，最後一次再版時間為1948年8月。」而她也從未聽商務老人談到過手稿事宜。
張稷給記者調閱發來了《日記》重排書影及胡適自序。在她看來，日記原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印數1000，這時商務再版，一般會與原出版方聯絡，購買其紙型用以印刷，不太可能調作者日記原件來用。
商務版《胡適留學日記》，第一版是1947年11月，1948年2月和8月又兩次重印。最後一個版次出版時，胡適還在國內，他是1949年從上海走的，當時商務總部就在上海，創辦者張元濟也健在，「倆人關係是極好的。」
「如果商務印書館有手稿，沒有理由不還給他（胡適）。而且張元濟日記事無鉅細，有關各種送來出版手稿的記錄非常多，每有信件，必定記錄。但唯獨沒有胡適這份。所以商務版不大可能是依據手稿再版。」
這些間接證據和推測，仍無法確切說明胡適是否將手稿送交商務館。
隨後，張稷請國家圖書館的朋友找到了亞東版的版芯，經過比對，張稷可以確定，兩版版芯一模一樣，說明商務1947面版《胡適留學日記》並沒有重排，而是用了亞東圖書館的紙型直接印刷的。
律師：後人需證明其為胡適遺產
從胡復聲明以及現有證據來看，蔣鼎元律師認為，胡復先生主張繼承這份手稿，還需要提供相當多的證據，否則法律很難支持。
首先是繼承人的問題。胡復在聲明中，提供了胡適遺囑的部分相關文字內容：
「據先祖父遺囑第五條：『我把我的財產，無論動產或不動產，無論存在於何處，所有其他部分，余剩部分，遺留部分，交付並遺贈給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後尚存，但如她去世在我之前，則給我的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兩兒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世而有子息，他的份額即歸這子息；但如任何一兒先我而去世，而無子息，他的份額即歸我的另一兒，而如他那時已去世，即歸他的子息。』」
依此遺囑內容來看，蔣鼎元律師認為，胡復是否為胡適遺產的唯一繼承人存疑。
胡適與夫人江冬秀有二子一女，長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幼女5歲時早夭。胡祖望的唯一子嗣即為胡復，胡思杜無子嗣，於1957年去世。
胡適於1962年去世，其夫人江冬秀1975去世，按照胡復提供的遺囑，胡適的全部遺產當由江冬秀女士繼承，其二子於此種情況下均非繼承人。因此在江冬秀去世時，是否有遺囑進行遺產處分，將影響胡復與胡適遺產的繼承關係。
而無論胡適遺產的繼承人是誰，想要繼承這份手稿，就必須得證明其在法律上屬於胡適遺產。
「所謂遺產者，指被繼承人死亡所遺留的合法財產，日記手稿的合法性當無異議，但是否已經被繼承人生前處分是一關鍵，如其生前已處分之，則非遺產。胡復先生如欲主張之，則應證明還份手稿未經被繼承人生前處分，否則難以主張繼承。而就拍賣而言，向拍賣機構提供所有權證明是必備文件，拍賣機構也會查驗該等文件，而歸屬他人合法取得之物，胡復先生似難以主張繼承之。」蔣鼎元律師告訴記者。
也就是說，手稿在胡適生前如何處理，是否有贈予、轉讓或其他處分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如果已經有這些處分情況，那麼手稿已經不為胡適所有，也就當然不能成為其遺產而被繼承。
王興康也對記者表示，胡適後人的主張不太合適，流傳出去的過程是關鍵，說盜取或被非法佔有得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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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留學日記》手稿一套十八冊，1912-1918年作，12×22厘米（每冊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