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近代直到1924年以前,奧運中也鮮少有女性參與的競賽項目。因此在女性運動職業化發展還很低的競賽期間,女性運動員的地位、資源與受關注度本就相對邊緣,因此也不太有人在意「女性運動員是否真的為生理女性」。 但到了1960年代,東西冷戰白熱化對抗之後,事態變得極端。當時西方世界非常擔憂共產國家的「超人軍團」,除了對於禁藥的使用外,也防止共產國家為了奪取獎牌而改造運動員性別,把男性混入女性項目內取得奪牌優勢。 因此從1966年開始,各級跨國體育賽事開始針對女性選手「檢測性別」,一開始是用強制觸診方式來判斷選手性徵是否符合女性標準;直到1968年墨西哥奧運,才開始使用巴爾小體檢測,也就是簡單判斷選手基因是否符合XX染色體的「女性標準」。 然而巴爾測試並不能準確反應「性別的真實性」,像是1968墨西哥奧運前夕,波蘭的女子短跑健將伊娃.科沃布科夫斯卡(Ewa Kłobukowska),就因檢測出XXY基因,而被國際田徑協會除名、禁賽、剝奪獎牌紀錄並遭到全球羞辱,但他在1968年卻成功懷孕產子,直到日後才證明,這是測試機制的不完整錯誤所致。
1976年,跨性別網球選手里察茲(Reneé Richards)想參與女子網球賽,遭到美國網球協會(USTA)要求提交巴爾小體檢測,結果為XY,理查茲無法參加女子組比賽。理查茲隨後在紐約法院控告網協為性別歧視。1977年,法院判決網協強制要求理查茲身體檢查是「嚴重不公平,歧視和不平等,並且侵犯了她的權利。」允許她參加美國公開賽。最後理查茲在單打比賽的第一輪輸給了維吉尼亞·韋德(Virginia Wade),但進入了雙打決賽。 現在許多單位都有針對跨性別者進行一定的參賽限制。例如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就要求跨性別女性運動員要參賽,前一年都必須要服用睪固酮抑制劑才能參賽。 世界田徑總會的跨性別參賽規章也要求跨性別女性運動員須提供親簽聲明書證明性別認同為女性、並檢測血清中的睪固酮濃度低於一定標準、醫療管理人也可以檢測睪固酮濃度等方式,隨時抽查及監控運動員是否符合規範。 從上述可知,跨性別的運動參與,最主要的戰場是在「生理女」和「跨性別女」之間在生理機制上的討論。但也有人認為,部份爭論的論述「是在煽動一個根本還沒發生的恐懼。」外型男性化的美國女足隊長Megan Rapinoe就投書說:有些人以為這樣是在保護女人。但是作為一生從事體育運動的女性,我知道對女性體育運動的最主要威脅,更多來自於缺乏資金、偏頗的媒體報導、體育圈性騷擾、和同工不同酬: 跨性別孩子應該享有同樣的運動機會。獲得自信,自尊和領導才能;並了解成為團隊成員的意義。當我們告訴跨性別女孩,不能參加女孩的運動、或者是跨性別男孩,不能參加男孩的運動時,他們會錯過這些重要的成長經歷。 針對跨性別之戰的一連串法案,包括從廁所、運動到治療禁令,根據多家媒體報導,都指出背後遊說者為保守的基督教團體。這波新文化戰爭,保守與自由派的新戰場,繼女性墮胎權、同志婚姻收養權益後,便是跨性別者的權益問題。 從川普執政以來,醫療、參軍、甚至孩童受教權,都正不斷被共和黨策略性縮減。儘管拜登政府上任後開始試圖從聯邦層級重新拉回,但以各保守州為首的勢力,還是在不斷進逼跨性別者的權益,其中也吸納挪用了某些進步派、或是基進女性主義的立場,也使得整個議題的價值判斷及討論成為困難重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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