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為了在北京的主要機場附近建一個物流中心,沈棟花了三年時間,在中國官僚機構裡跑上跑下蓋了150個章。
為了蓋到這些章,他討好政府官員。例如,機場的海關關長要求他為海關建一座新辦公樓,配有室內籃球場、羽毛球場、一個帶有200個座位的劇院和一個卡拉OK廳。「如果你不把這個給我們,」海關關長在一次與沈棟一起吃晚飯時咧嘴笑說,「我們不會讓你建。」
沈棟在一本回憶錄中敘述了這段對話。該書展示了共產黨如何管束企業家,以及當商人的做法超越了允許範圍時會發生什麼。本月出版的《紅色輪盤:當代中國財富、權力、腐敗和復仇的內幕故事》(Red Roulette: An Insider’s Story of Wealth, Power, Corruption and Vengeance in Today\'s China)一書顯示了政府官員如何故意模糊規則、讓鎮壓的威脅始終存在,從而限制企業家群體在該國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沈棟在英國的家中接受電話採訪時說,在中國要做成每一件事都要進入模糊地帶,大家都是在刀口上舔血。雖然書中描述的許多事情都無法得到獨立核實,但沈棟對金錢與中國政治相互作用的一手觀察是毋庸置疑的。
他曾與段偉紅結婚,段偉紅英文名叫惠特尼(Whitney),是《紐約時報》2012年一篇調查性報導的核心人物,該報導揭示了中國高官家人控制巨大隱秘財富。雖然段偉紅已於2017年9月失蹤,但沈棟說,段偉紅曾在這本書發行前不久聯繫過他,敦促他不要出版這本書。
這本書描述了他們通過與有權勢的政府官員進行不正當往來,從而積累了大筆財富,他們利用這些官員的影響力讓相關交易成為可能。當然,金錢與政治的組合在世界各地都滋生了腐敗。
但沈棟的書出版之際,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未來正變得不確定。政府已在打擊最成功的民營企業,包括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和網約車公司滴滴,還判處了那些膽敢批評政府的商業領袖長期監禁。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努力中敦促企業大亨與國內其他人分享財富,引發了人們對國家可能扼殺私營部門、讓中共對日常生活擁有更大影響的擔憂。
沈棟在書中寫道,共產黨對鎮壓和控制幾乎有一種動物本能,這是列寧主義體系的基本原則之一。任何時候,該黨有能力轉向鎮壓,它都會的。儘管他們有缺點、犯錯誤,甚至犯罪,但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在幫助國家擺脫貧困、把中國建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中共不願承認的。
相反,中共迫使企業家一味迎合國家。企業家必須遵守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則。當一個中層官員想要從誰身上撈點什麼的時候,就算他與溫家寶有關係也沒用。「在中國權力是一切,錢算個老幾,」沈棟在採訪中說。「企業家也是被黨壓迫的階層。」中國外交部在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時說,該書充滿了對中國的誹謗和毫無根據的指控。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的「輝煌時代」,沈棟和段紅偉曾經營企業。在1989年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者後,中共放鬆了對社會的控制,以增強其執政合法性和轉向經濟建設的信譽。在那段時間裡,中共常常試圖拉攏企業家群體,而不是打壓他們,這既是為了讓商業受制於中共,也是為了讓共產黨聲稱對中國的經濟奇蹟有功。這意味著說服他們入黨,擔任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中共的做法很奏效。許多商人都覺得他們可以在中國的自由化過程中發揮作用。他們尋求建立財產保護制度、獨立的司法系統和更透明的政府決策過程,以更好地保護人民(無論貧富)不受中共權力的影響。有些人在人大和政協會議上提出了嚴肅的問題。還有些人為非政府組織、教育機構和從事調查報導的媒體提供支持。
那段時間很短暫。「只有在危機時期,黨才會放鬆控制,允許更多的自由企業和更多的自由,」沈棟寫道。「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為該黨提供了一個恢復其主導地位的機會。」
按照沈棟的說法,黨對經濟的控制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加強,在習近平於2012年底出任總書記後加速。「以前是經濟挂帥,」他說。「從習開始是政治指導。這是毋庸置疑的。」
習近平已為政府與商業的關係定了調子,那就是要「親」和「清」。習近平還說,政府官員在與私營企業打交道、幫助它們上不要有顧慮。但在習近平領導下,多年來對律師、記者和公民社會活動人士的打擊,已讓政府沒有多少制衡。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已進一步加深。沈棟認為,企業家階層的大多數人都意識到體制有問題,但很少有人願意說出來,因為發聲成本太大。
許多商界人士都在設法將資產轉移到海外,至少是部分資產,他說道。很少有人願意長期投資,因為風險太大,太難做。「搞長線的是傻子,」他說。沈棟的觀察與其他人的說法相符。北京的一名女商人指出,《紅色輪盤》在中國政府與企業互動的「黑盒子」上鑽了個孔。兩位房地產大亨給我講述過他們的屈辱經歷——為了讓項目獲得批准,他們不得不在某個官僚的辦公室外站了好幾個小時。
為了讓機場物流中心項目得到批准,沈棟有幾年幾乎每天晚上都請官員吃飯,每頓飯都要喝茅台。他的員工還給官員們送高級茶葉,為他們跑腿,滿足他們妻子和孩子的要求。沈棟在書中寫道,有一名員工由於陪同許多人去洗桑拿的次數過多,甚至洗到脫皮。
機場和機場所在區政府的最高官員在項目建設期間換了三次。每次換人後,沈棟的團隊都不得不重新開始討好官員的過程。就是送錢的事。如果連段偉紅和沈棟為推進項目都需要經受各種磨難的話,其他沒有他們那種政治人脈的企業,就必須忍受更多的東西才能把事情做成。
沈棟說,他2018年開始寫這本書,部分原因是他和段偉紅生的兒子當時八歲了,開始在網上檢索母親的名字。沈棟覺得最好由他來講段偉紅以及他們婚姻的故事(這段婚姻已於2015年以離婚告終)。
後來,他說,就在這本書原定於本月早些時候出版之前,段偉紅給他打了個電話,試圖說服他不要出書。他不確定那是段偉紅本人的意思,還是她在傳達中國當局的信息。但他敢肯定的是,段偉紅不會喜歡這本書。「她就是這種人,」他說。「她從來都不想走上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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