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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東襲警案：黃碼就不能看病？人不是行走的健康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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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日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發佈一則警情通報稱，一對父女駕車往返一交通卡口時，因健康碼顯示為黃碼先後兩次闖卡被執勤民警依法攔停。該女士後因阻礙執行職務而被予以行政拘留，其父則因在與民警爭執過程中掌摑民警面部而以襲警罪被採取刑事强制措施。但從此後爆出的執法視頻來看，父女倆駕車闖關的原因在於女兒要帶父親去看病，雖然父女倆的健康碼為黃碼，社區已為其出具了出行證明，可執勤民警堅持認為，只要是黃碼就不能通行。女兒在與民警爭執推搡過程中摔倒，老父親見女兒倒地，氣憤之下便掌摑了執勤民警。
本案發生前，公民因為沒有核酸證明而�茠k看病就醫的事例在各地都爆出不少，有的甚至造成因延誤救治時間而導致病人死亡的慘烈後果。丹東襲警案的爆出，又再次將疫情防控和看病就醫的矛盾引入公眾視野，而且此案發生在「鄭州維權儲戶被强行賦紅碼案」之後，也因此再度引發公眾對健康碼濫用的質疑：健康碼是否已然成為個人出行或是行政執法的唯一凭證，即使是為了看病就醫這種緊急事項，只要健康碼被賦紅賦黃，公民就絕不被允許自由通行？
此外，本案中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以「阻礙執行職務」為由將該女士行政拘留，對其年近70歲的父親以襲警罪予以刑事拘留，�蚑蚻O行政拘留還是刑事追訴，都存在明顯的違法適用法律的問題。
健康碼黃碼就不能看病就醫嗎？
自開發適用至今，健康碼已成為個人健康風險等級的行政證明，更是各級政府用以判斷個人能否進入公共場所能否自由通行的法定凭證。各地政府通常會在收集和整合個人信息基礎上，通過技術處理和算法設計，對當事人的健康狀况和風險等級進行評價；評價又會通過健康碼的紅、黃、綠三色直觀顯示，政府也會將不同的風險評價作為分類監管的直接依據；一般紅碼和黃碼持有者會被限製出行，甚至被要求集中或居家隔離，只有綠碼才能自由出入。
但需要指出的是，健康碼雖然會成為疫情防控期間政府進行行政監管的依據，却不能成為决定個人出行自由的唯一凭證。限制健康碼為紅色或黃色的人員出行，其目的是為了公衛防疫，是希望借由技術的提前干預和算法的預防性控制，來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傳播的風險。但這種風險，說到底是一種抽像的危險。
也因此，當公民有其他的迫切需要，例如因突發疾病而需要立即就醫時，即使其健康碼顯示黃碼甚至紅碼，這種現實的、緊迫的危險和公衛防疫這種抽像的危險相比，在法益權衡天平上也理應獲得更高的權重。
法律所維護的並非單一的價值，�蚑蚰萿k還是執法都必須考慮實踐中的多样性和具體差異，這是法律為什麼總在原則性規定後附加例外的原因，同样是法律禁止行政機關僵化執法的原因。
而具體到行政執法，在現代國家下，評判執法的標準早已不是僵化地遵照法律，行政機關和執法人員也絕不應將自己定位為冰冷嚴苛的執法機器。
法治的本質，是要求行政的所有决定都以個人權利的實現為導向。因此，在嚴守防疫义務的原則下允許例外，尤其是對個人的緊急需要網開一面，都是良好行政的基本要求。
而且，在西安、上海已經發生數起病人因�荇硐鏽狻凓茬Q拒絕接診的事例後，國家衛健委已明確要求，「各有關醫院要在急診、搶救室、手術室、病房設立緩冲區域，在核酸檢測結果不明的情况下來收治患者。醫療機構要嚴格落實首診負責制和急危重症搶救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特別是不得以沒有核酸檢測結果作為推諉拒絕、延誤治療的理由」。對於「在疫情發生地、特別是對於封控區、管控區，要精準瞭解有這些特殊診療需求的患者，把他們的需求更加精準地對接到社區的門管」，還要「精準對接到相應的醫療機構」，上述規定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即使在疫情防控期間，公民最基本的看病就醫權利也能獲得保障，確保那些罹患疾病的公眾即使存在一定的防疫風險，也能「走得出小區，進得去醫院」。
本案中另一細節正體現了這一點，這對父女因知自己的健康碼是黃碼，為能够破例通行還專門在社區開了證明，該證明顯示父女倆出行時持有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出行的原因在於「取藥」，為避免可能的傳染風險，社區證明還特地寫明，「取藥時由大夫送下來不進醫院」，而允許出行的時間也被限定在17：00到19：00兩小時內。
在執法視頻中，涉事女子已反覆解釋自己有社區證明，但即便社區已通過出行證明在相當程度上排除了這對父女的傳播風險，也證明父女違規出行有正當理由，警察仍舊不為所動堅决不予放行。
冰冷�荓〞犖A度背後反映的，既是執法人員對個人權利的漠視，也是執法權力的異化和扭曲。防疫的目的就是為了公眾的身體健康，這種即使强行阻止公民就醫也要嚴苛執行防疫政策的執法，從根本上悖離了防疫的初衷，而走向了僵化機械的執法。
不遵守防疫命令就要被行政拘留嗎？
在疫情防控期間，公民若不遵守防疫要求或履行配合义務，很多地方政府都會訴諸《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0條進行處罰。
在丹東襲警案之前，已經有公民「不戴口罩被拘留」「�蚚狺U田被拘留」「惡意復工被拘留」「不測核酸被拘留」等各種極端事例發生。本案中，涉事女士同样因為和警察發生爭執，意欲通行而被以阻礙執行職務為由行政拘留10日。
儘管在警情通報中，丹東市公安局並未指明所適用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具體條款，但大概率適用的正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0條第（二）項，「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然而，本條和在疫情防控期間經常被援引的第50條第（一）項「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情况下依法發佈的决定、命令的」一样，應嚴格進行法律解釋，絕不能被恣意濫用。所謂「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在行為要件上必須具備以下三項特徵：首先是行為人以切實方法和手段實施了公務執行；其次是阻礙的對象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行為人所阻礙的必須是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
由上文分析來看，僅因公民健康碼是黃碼就堅决阻撓其看病就醫本身就於法�蚞琚A也絕非本條所說的「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又從曝光的視頻來看，涉事女士只是因為情緒激動而大聲申辯，在屢次被拒後已申明要開車回家，警察却堵住車門不准父女離開，甚至在推搡過程中將女士摔倒在地，其行為按照常理也�茠k被歸入以暴力、威脅等方式阻撓、妨礙執行職務的行為類型。
七旬老人掌摑民警被定襲警罪合法嗎？
除處罰涉事女士不符合法律規定外，老人因與民警爭執過程中掌摑民警面部而被以襲警罪採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样在法律上經不起推敲。
襲警罪，是從妨害公務罪演繹而來的犯罪。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其規定為獨立罪名，它和妨害公務罪是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係。
《刑法》第277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從本條的構成要件來看，其同样要求：
第一，行為人阻撓的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此處的「依法」要求的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執法行為必須符合法律、必須依據法律，對非法的職務行為進行阻止並不能構成本罪。如果執法機關是在遵守法律、恪守規則的前提下執法，公眾當然要尊重其權威，若不當阻撓也需承担法律責任；但如果執法人員所執行的並非法律法規，而僅是沒有經過合法性檢視、甚至違反常理人情的政策或文件，就不能要求公眾同样�荓囓顗A從，甚至稍做反抗就要以妨害公務罪論處。這種不强調執法依據本身的合法性，而將公民所有的反對行為都毫�茖狴~地歸入襲警罪的方式，最終導致的只能是執法人員的擅權專斷。
第二，本罪的構成，還要求行為人必須以「暴力襲擊」等方式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公務的行為予以阻撓。對於何為「暴力襲擊」，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印發《關於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認為：實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擲等，對民警人身進行攻擊的，屬於「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對於掌摑是否屬於兜底條款，指導意見語焉不詳。2022年浙江省公檢法《辦理襲警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則認為「撕咬、拳擊、肘擊、踢踹、掌摑、掐頸、抱摔、拖拽、冲撞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的肢體動作的」均屬於暴力襲擊。但是，地方司法機關的指導意見是否存在法律效力是存疑的，另外，即便按照這個指導意見，掌摑行為也必須危及人身安全。
其實，對於所謂「暴力襲警」中的行為，刑法上一直有行為說、危險說和實害說三種觀點。「行為說」認為，只要實施了暴力行為，就可以構成妨害公務罪，不需要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執行的程度；「實害說」則强調，暴力、威脅必須達到使公務人員�茠k執行公務或放棄執行公務的程度。「危險說」介於二者之中，認為要根據暴力、威脅的具體手段、程度、對像、性質以及職務執行的样態等進行具體判斷，看行為人是否足以對公務執行造成危險。
鑒於刑法的最後補充性和謙抑性，刑法學理上一般反對採用「行為說」。究其原因就在於，它會�茩倦X大這一罪名的打擊面，也會導致治安處罰和刑罰的界限�茠k區分。又因為「實害說」的範圍過於逼仄，不能體現對公務行為的保障，刑法學理上更認可的是「危險說」。
再回到本案。通過反覆觀看視頻可得，老人最初被拒絕通行時還輕聲細語地進行解釋，只有在女兒被推倒在地時才急忙上前，老人是否真的打到了執勤民警不可知，即使真的打到了警察面部，一個七旬老人又怎麼可能會對精壯警察的公務行為造成危險？視頻中，警察在被拍打後有倒地動作，但他當向同事詢問執法記錄儀是否拍攝到老人動手後，就直接從地上彈起，還繼續冲上前去强行將涉事女士從車裡推拽出來。
由此可知，老人掌摑民警的行為並未造成執行公務的危險，因此，本案中丹東市公安局將其定為襲警罪，並對其採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样存在擴大解釋法律、濫用刑罰權力的問題。
個人是目的而絕非符碼
我們在疫情防控期間也總要求個人積極配合、嚴格遵守防疫指令，但法治的要义絕不僅僅在於時刻告誡警惕普通人要遵紀守法，同样是要對有權者予以約束，防止那些本應維護社會秩序的權力異化為漠視權利、踐踏規則的破壞力量。
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對具體的違法者予以懲戒總是更容易的，但法治的荣光最終應體現為對有權者的約束，體現為有權者對他人權利的尊重，而絕非只是公眾對權威的服從。
在本案中，執法人員僅因父女健康碼黃碼就堅决拒絕其通行，在公民表達異議後就認為其不配合遵守防疫規定分別採取行政處罰和刑事强制措施，不僅�茠k律依據，也難以令一般公眾所接受。在這些執法者的眼中，個人似乎已經變成了行走的健康碼、喘氣的核酸報告以及�茩惜晡滲A疫人員。
僵化的執法和異化的權力使他們看不到活生生的人、聽不到哭聲，看不到求救，他們只是機械執法的機器，而公民也變成被大數據識別或賦碼的字符串。
為防止疫情流行開發的工具最終成為困住我們自己的囚籠。這样的事情一再發生警醒我們，設計這個工具是為了人的福祉、安全和自由，而不是反過來給人帶來禁錮，每個有尊嚴的個人是防疫的最終目的，而不是成為工具、甚至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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